庶族文士与贞观时代的谏诤之文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十九有“贞观中直谏者不止魏徵”条，所举贞观时代犯颜直谏者还有薛收、孙伏伽、温彦博、虞世南、马周、王珪、姚思廉、高季辅、戴胄、张玄素、褚遂良、张行成、李乾祐、柳范、刘洎等。他认为直谏所以能够成为一时风气，不仅在诸臣之敢谏，更在于皇帝能受谏；而太宗“虚怀翕受，惟恐人之不言，非徒博纳谏之名，实能施之政事”。隋朝短命覆亡、炀帝拒谏而丧国亡身的现实，均为李世民所亲见；魏徵直谏，亦往往以隋为戒，确实可谓“事危则志锐，情迫则思深”，赵翼总结说：“当时君臣动色相戒，皆由殷鉴不远，警于目而惕于心，故臣以进言为忠，君以听言为急。”[1]贞观年间的谏诤之文，可以说是当时最具时代特色的作品。

这个时期的极言直谏之士，基本上出自庶族，其中既有经历过南北统一、隋唐易代的旧人，也有新朝通过科举拔擢的才俊。这些人绝大部分都出自卑贱或不显的家庭，虽也有二流的门阀参与其间，但只是极少数。张亮出身农夫；魏徵、戴胄、马周、张行成的家门都甚为寒微；李勣大概出身土豪，并非文化显阀；崔仁师的家庭最多只是高门的破落户；温彦博的父祖虽然历职较为清显，然而并非阀阅；房玄龄、高季辅门第稍高，然而远不能与山东地区如七姓十家这样的高门比肩。另如王珪，是梁朝名将王僧辩的孙子，在南朝算不上高门，唯僧辩诸子即王珪父叔一辈多习文事，季叔王颇在隋代号为通儒，并以文学见长；[2]2527王珪本人曾与诸儒正定《五礼》，当有深湛的儒学修养，然而在当时并不被视为士族，因此《旧唐书》本传说他“少时贫寒”“能安于贫贱”[2]2530，2527。除上述诸人以外，赵翼没有提到的直言极谏之士还有杜正伦，相州洹水人，《隋书》谓自其八世祖曼至于正伦兄弟，并无显宦，世以文学相授。[3]1960在依然大致维持着“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4]的时代大环境之下，这些以谏诤知名者得以跻身当时的政治高层，大抵与唐太宗破格拔擢庶族人物的用人政策有直接关系，他们直言极谏的心理动机、思维逻辑和语言特点，以及他们的创作观念和文学风格等等，都与他们特殊的社会地位和历史境遇有直接关系。

一、庶族文士直言极谏的心理动机

初唐时代进入统治核心的人物，如非关陇勋贵，即是依附关陇勋贵者。江南北迁士族尚且如此，遑论没有家族背景的那些庶族士人呢？这一类人物在初唐能够跻身高层甚至成为政治核心成员，在当时那样一个仍然极端重视门阀的氛围里，机会极为难得，如果没有唐太宗超凡的策略和魄力，大抵难以实现。因此，这些庶族人物对唐太宗往往怀有强烈的知遇之感以及建功立业以感恩报恩的心理。这可以说是庶族文士直言极谏的第一层心理动机。

唐太宗破格拔擢了大量庶族人士参与政权，受到历来史家的称道。它不仅体现了一代英主的见识和胸襟，更由时代环境所决定。北周和隋、唐都是关陇军事贵族建立的政权，北周乃是顺着反对士族的潮流而兴起的，因此自北周开始已“选无清浊”[5]。隋代，薛道衡为吏部侍郎掌选举，好甄别士流，结果牵涉到朋党嫌疑而遭除名。[3]1560-1561初唐贞观时，戴胄、杨纂以天官掌铨衡，抑文雅而奖法吏。[2]2533，2673由此可见，隋和初唐的选举，大抵均无清浊之限。另外，关陇军事贵族集团自北周以来即刻意排斥山东士族，为了安抚山东地区的人心，便也有意拔擢山东庶族参与到政治核心中来。

西魏、北周的领地局限在关陇，在分裂割据的形势下，他们执行所谓“关陇本位政策”，基本上信用关陇士人。直到唐高祖时，仍然偏重任用关陇集团人士，这是历史惯性的延续，这种形势到太宗时才有了比较明显的变化。[6]事实确如黄永年先生所说，“无论李世民、李渊、建成、元吉对世族地主、庶族地主、以至非地主分子都是兼收并蓄，并无成见”[7]，如王珪、魏徵等贞观时代著名的谏臣，均是前太子李建成的幕府旧人，均出身庶族。应当说，太宗父子兄弟虽然都士、庶并用，然而直到贞观时代，大量庶族士人才真正跻身政治核心；初唐受到皇室重用的庶族人物如王珪、魏徵者，无论出自谁的幕府，均是在贞观时代太宗虚心求谏的环境里，才得以成为谏诤名臣。

太宗重定士族序列、“崇重当朝冠冕”的政策，促使某些庶族试图通过建功立业而抓住抬高门第的机遇。这是庶族人物直言极谏的第二层心理动机。

隋唐之前，选官主要依靠九品中正制度，当时的士族“并不专用其先代高官厚禄为其唯一之表征，而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姓。……士族家世相传之学业乃与当时之政治社会有极重要之影响”[8]。内藤湖南认为，六朝至唐中叶“这个时代的中国贵族，在制度上并不是由天子赐予领土和人民，而是作为地方上的名门望族，其门阀自然地得到长期延续”[9]，因此，士族的权利并不是依靠皇帝而取得，因而得以与皇室共享政权。然而唐前期士族的地位已经发生了变化，统治者对待旧士族(尤其是山东士族)的态度相当强硬，在制度上并不情愿承认他们的权力，在观念上则“崇重当朝冠冕”，借以加强君主权力。李靖常说：“大丈夫若遇主逢时，必当立功立事，以取富贵。”唐高祖将杀李靖，因太宗固请而得救，之后被太宗召入幕府。房玄龄年十八，本州举进士，然而他见用于太宗则是靠杖策自荐和温彦博的推荐，“玄龄既遇知己，罄竭心力，知无不为”[2]2460。魏徵先事李密，进十策，密虽奇之而不能用；为郑颋献奇谋深策，却被认为是老生常谈；及密败，魏徵随李密来降，至京师，久不见知；被太子建成引直洗马，见世民勋业日隆，每劝建成早为之所，太子不听；及建成败，太宗特予任用，魏徵称“主上既以国士见待，安可不以国士报之乎”。魏徵每进言，太宗往往从谏如流，“征亦喜逢知己之主，思竭其用，知无不言”[2]2547。李勣的情形也颇为典型。贞观二十三年，唐太宗对高宗说：“汝于李勣无恩，我今将责出之。我死后，汝当授以仆射，即荷汝恩，必致其死力。”此处尤能看出对臣下施恩图报的帝王心术，亦可知受到太宗拔擢的庶族士人竭忠尽智以求报效的态度，与东晋南朝直至初唐之高门大族人物往往平视甚至傲视皇权者，确有极大的不同。曾巩曾说：“太宗常屈己以从群臣之议，而魏郑公之徒，喜遭其时，感知己之遇，事之大小，无不谏诤，虽其忠诚所自至，亦得君以然也。”[10]魏徵曾向太宗表示，愿为“良臣”而不愿做“忠臣”：良臣者，身获美名，君受显号，子孙传世，福禄无疆；忠臣则身受诛夷，君陷大恶，家国并丧，独有其名。[11]50魏徵所谓的“良臣”作为，可以说是更高层次的忠君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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